喜欢中国文化和美食的外国人不在少数，今年2月，中外朋友在老舍茶馆参加“闹元宵”活动。本报记者张旭/摄

　　 “中国现在不再需要一些老外虚情假意的赞美来树立自信，真正需要的是诤友”

　　 《国际导报》记者陈娟发自“在电视里面说‘我爱中国’的这些外国人真的爱中国吗？”这是韩国学者李成贤近日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的专栏中，向中国人抛出的一个问题。

　　火锅文化老外“中国控”的虚虚实实， 当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，以越来越成熟的制度，越来越的胸襟，容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时，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外国人拖着腔喊出这四个字“我——爱——中——国!”

　　 但正如李成贤所疑问的，对于国人爱听，老外爱说的这四个字，或许不妨认真探究——究竟是说者的真情表达，还只是照顾听者的入乡随俗？我们到底需要从老外嘴里听到什么？

　　形形色色“中国控”

　　“我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，我要每一个西班牙人，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，无论你界的任何地方，你都要相信中国人是你的朋友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中国发展关系。”2010年，“中国人民的好朋友”萨马兰奇在去世前数月对他的西班牙如此，这恐怕是一个“中国控”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最由衷的。在中国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后的30年间，他来中国29次。

　　在中国生活9年的李成贤也称得上是“中国控”。他现在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，为撰写中文专栏。当他还在美国读书时看到陈凯歌导演的电影《霸王别姬》，被电影里的画面和故事深深吸引，于是就在心中种下了一个心愿：一定要到电影故事发生地看看。

　　2002年他来到中国，“我原来的打算是在中国呆一个月，然后回去美国继续读书。但是，没想到这一去就一发不可。”李成贤的普通话很流利，只是语速有点慢。那一个月，他跟着一个意大利记者去看摇滚乐演出，吃火锅和羊肉串，最重要的是他的慢性消化不良在看了中医后竟神奇地好了。这一切促使他放弃了回美国的计划，留在中国。

　　这一留，就是9年。

　　同样，作家柯立思在写《独自在13亿人中：一次横跨中国的旅行》之初，只是简单地说：“我想和赢家在一起。”因为在他看来，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的经济体。从2007年开始他沿着中国的318国道一西行，直到旅行结束，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，“我得留在这里，这里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。”

　　而对于曾经的日本童星、近年在中国逐渐为一般所熟悉的铃木美妃来说，成为“中国控”源于一次临时起意的中国之行。自2005年底来到之后，她就完全被“中国化”了。住在京味儿十足的胡同里，微博的签名是王维的“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自己在家做麻婆豆腐，文字里经常有“哎哟喂”、“得嘞”等字眼，喜欢爬上房顶看“看的地方”，俨然一个妞儿。

　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越来越的中国。在年初建成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里，每天都有几十架国际航班从世界各地降落；每天都有数千名外国人地来到，学习、工作、旅行或者定居。据统计，市常住人口中，外国人占总数的0.3%，他们中很多人都已成为或者正在成为“中国控”。

　　中国人喜欢的“老外”

　　控就是喜爱，不是一般的喜爱，而是带点偏执的喜爱，“我爱中国”——又远不止“爱”这么简单。“是爱里带着哀愁，心里憋着劲，眼里含着泪水，满脑子纠结，胸中怀着一团火，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。”有人如此解释“中国控”，爱恨纠结，欲说还休。

　　自从有了在中国常驻的想法后，李成贤就时常处于这种“纠结”中。比如，他开始关注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。“以前这只是中国的问题，跟我没关系，但是现在这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也受到影响。”他说。那种感觉就像是“自己和中国社会建立了一种责任关系”，看到不好的就想要去改善它。他发表在《金融时报》的文章《中国不需要的“老外”》就是在这样的情愫影响下出炉的。

　　通过观察，他发现有些在上或者公开场合说“我爱中国”的老外“不一”：一些“中国通”比较了解中国，知道如何与打交道，知道如何讨好、利用为自己宣传造势。

　　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，这和老外所熟悉的中国“游戏规则”有关。比如，在他参与的一个讨论南海问题的电视节目上，主持人问一个美国嘉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，那个美国人回答：“我相信中国人都很聪明。我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”这样的答案显然很，没有任何可指出，但是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人需要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和赞美，这也就助长了这种风气的存在。

　　的确，凡是与“伟大”、“神奇”、“奇迹”等有关的一切赞美，都会成为中国人的一粒“”。中国人渴望在国际舞台上与那些大发生联系，期待在牌上焊上中国的“烙印”，比如奥运会、吉尼斯世界纪录等等，我们总是拼尽全力去争取，常年往复且乐此不疲。这一点被大多数外国人洞察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曾在自己的回忆录《白宫岁月》里这样说，只要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和价值观具有足够的自信心，就不妨多奉承奉承中国人，满足一下中国人们的心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时鲁迅就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那些赞誉中国的外国人表示讨厌，他说，“我记得拳乱的时候的外人，多说中国坏，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。中国成为他们的乐土的时候，似乎快要了；我深那些赞赏。”

　　中国人为什么需要“肯定和赞美的声音”?在中国国际工作的Peter看来这有着复杂的原因。“往往有自己的价值观，表扬少，多，中国人感到很受伤需要心理平衡，那些‘嘴皮子’外国人来到中国后，说中国的好话，中国人就会很感激。”Peter分析道。还有就是我们自身存在双重评判标准，允许自己骂自己，但不允许别人骂自己。再加上中国人“主客”心态存在，一旦听到不好的就认为是指手划脚，在心理上无法接受。

　　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诤友

　　与那些随时把“我爱中国”挂在嘴上的老外不同，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加藤嘉一否认自己是“中国控”。尽管他看《》、《》，并且思想概论、理论课分数很高，似乎完全习惯了中国的生活，但是对待中国他始终的和原则是“不离不近”。在他看来“爱上中国了，我就死了，再也没有资格观察中国，表达中国了。我不想死，还想和它交往下去，下去，拼搏下去，所以，我不爱它。”只有与中国保持距离，尽量避免情绪化，才能客观、准确地观察中国。尽管如此，游走世界的加藤依然觉得，只有到时才会产生“回来了”的感觉。

　　在中国召开的一个国际论坛上，来自美国，韩国，日本，还有中国的学者都参加了。早上会议时，中方进行发言，然后外国学者们进行评论。一位年龄大的美国学者说中国学者的主张缺乏实地材料。看到这个场面，另一位在场的中方学者表示不满，认为美国学者“傲慢”，并参与下午的会议。这是李成贤最近经历的事。他认为“这是文化，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。”中国现在“不再需要一些老外虚情假意的赞美来树立自信”，真正需要的是诤友。

　　在中国呆了9年后，李成贤觉得自己心态上的变化是的，明显感觉到与中国的兼容性在加强。一开始看到负面的东西时认为“和自己没有关系”，不管不问。现在他会去提出一些意见甚至。比如打车，如果司机或者兜圈子，他会根据上的电话投诉到对方公司，通过这种方式希望他们能在工作上有些改善，也算是为自己营造好的而努力。

　　加藤嘉一一方面把中国当成“老师”，同时他也会毫不客气地以日本的标准中国；他会让一些中国人不舒服，却不知怎么反驳；他被一些中国人质疑为“间谍”，或者又被“拍马屁”，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，也曾在地铁里被。对此，他不反驳，而是，“我的存在、我的观点、我的一些表达能够引起五花八门的争议、争论，这是我所希望的……你有你的说法，我有我的做法，我以自己的行动去反馈。”

　　 “事实上，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善于中国的老外。他们往往比较关注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城市。”Peter说。在国际就有一位意大利老太太，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中国，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，有时候说到甚至会哭。她遗憾的是的胡同正在不断地消失，真正的味都没了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，其实是复杂而又多元化的，那么对于外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，中国人应该持怎样的心态?

　Peter认为中国人应该以诚相待，允许别人来说，说的对接受，说的不对也接受。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自己的身边，而不是只有好的声音。此外还要心胸开阔些，可以“不一”、可以“如一”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毕竟我们本身的和价值观就不一样，不能渴望他们完全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理解。同时，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，把他们爱中国文化、爱中国人与爱中国等同起来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